2026年 02期
城乡融合发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型城乡关系建构
章文光;秦晓依;周雅萱;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构城乡关系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国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议题。其概念生成植根于我国城乡关系变化的政策演进与理论脉络之中。区别于西方模式，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超大规模人口、紧约束资源禀赋、压缩型城镇化及复杂空间尺度等独特情境。在此背景下，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以矫正空间非正义、弥补市场失灵、推动治理转型为逻辑起点，以制度并轨、要素再配置、空间重构与价值转型为核心议题。在实现路径上，它依托行政机制、多元共治、尺度重构与数智赋能的协同发力；在过程特征上，呈现出利益博弈、试点探索、风险管控与迭代优化的渐进逻辑。作为标识性概念，“城乡融合发展”承载着中国公共管理从政策阐释走向理论生产的学科使命，为构建具有主体性与解释力的中国公共管理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理论生长点。
对标式政策学习：城市优化营商环境的治理探析
任丙强;刘聪;作为中国特色的治理创新，对标式政策学习丰富和发展了国家治理的政策体系，开辟和拓展了城市治理的实践进路。选取城市“对标”优化营商环境的案例加以分析，以期揭示并解释“选标—对标—达标”过程中政策学习的逻辑机理与治理机制。研究发现：对标式政策学习由问题情景、任务压力、领导重视、示范效应等要素驱动，表现为“争先”“交差”“发展”“竞优”等类型模式，囊括了政务、市场、法治营商环境等现实指标，构建了对标定位、清单、方案、绩效的逻辑闭环，形塑了改进承诺、差距比对、项目责任、监督考核的治理机制，有效回应了“为何对标、对标什么、怎样对标”的现实之问。对标式政策学习彰显了地方政府政策创新的技术优势，为城市营商环境优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贡献了智慧经验。
转喻与语义演变琐议
李小军;转喻可以分为基于说话人主观能动性的有意识创新的转喻、基于听话人语用推理无意识创新的转喻两类。前者既有文字转喻，也有词汇转喻和句法转喻，文字转喻会创造出新字，词汇转喻会导致词汇项新语义功能的出现，句法转喻会创造出新的句法表达，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对语言(文字)主观能动性的创新性运用，词汇转喻常常体现出隐喻性特征。后者属于句法-词汇界面，句法变化与语义变化是重新分析(转喻)的两个不同方面，这种转喻往往表现为一个语法化过程，是听话人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完成的，词义变化则体现出从实到虚、从客观到主观的特征。无论是基于说话人的转喻还是基于听话人的转喻，都是一种语言创新。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
赵军魁;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具有物质与精神、个人与社会、生活与生态、创造与享受、当前与长远辩证统一的特征，为人们正确认识幸福问题提供了科学指引。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肩负民族复兴使命。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从逻辑建构看，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上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理论；在历史上传承了中国现代化探索经验；在现实中通过构建坚实的制度保障、践行科学的新发展理念和展现负责任的世界担当，正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只有持续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为指引，正确把握和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路，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键维度协同发力，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AI时代文学为何重要?——人文学科危机史视野中的三种文学意义之辩
姚孟泽;面对生成式AI的冲击，回溯人文学科的危机史可为回应当下危机提供镜鉴。19世纪中叶的阿诺德、20世纪中叶的特里林与世纪末的萨义德，以不同路径回应了时代的人文危机。崇古的人文主义者阿诺德构建了“文化—文学—国家”的三位一体，将人文主义与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相联结；现代的人文主义者特里林以“自我”为辩证场域，试图弥合“公与私”“诗学与政治”的分裂；实践的人文主义者萨义德则通过“世俗批评”将文学批评改造为“世界的语文学”,在文本与世界的双向解读中重塑文学经典的价值。三位知识分子的思考在今天不仅仍有其效用，而且也启发我们：人文学科不仅诞生于危机之中，更在危机与回应的交错中不断更新发展；AI时代的人文危机，亦呼唤着更为复杂的回应方式，催生着理解文学的新可能。
公共信用信息数字化的运行逻辑与法律限度
伏创宇;公共信用信息的数字化有助于便利行政法规范的适用、助推行政机关实施信用监管以及提升信息流通与信息利用的效能。公共信用信息数字化的特征包括信息收集的全面性、信息流通的跨部门性、信息处理的多环节性与信息利用的多元性，由此形成公共信用信息数字化的有效性与合法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个人信息保护法》与现行信用立法不能充分约束公共信用信息的数字化，具有法律授权模糊、程序规定匮乏以及忽视信息利用差异的局限。加强公共信用信息数字化的约束，应当在澄清公共信用信息利用逻辑的基础上，厘定公共信用信息数字化的法律保留基础，确立公共信用信息数据库的明确法律授权，建构公共信用信息数字化的程序和组织保障，并细化公共信用信息数字化的类型化约束。
信用替代数据的法律控制
吴高臣;数字技术的发展导致替代数据急剧增加并被用于信用评价。这一变化模糊了信用数据与非信用数据、传统数据与替代数据的边界，增加了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风险。关联性是替代数据的本质特征，以之为基本标准，替代数据可以分为信用交易数据、反映收支情况的非信用交易数据和其他网络数据，继而辅之以社会场景法审慎甄别具体种类替代数据的类别归属。类型化提供了替代数据处理的基本边界，还需要合法性原则协助。鉴于替代数据蕴含的信用价值与信用主体的其他合法权益紧密相连，不同类型替代数据处理的合法性基础亦有所不同。替代数据的关联性强，则利用条件宽松；替代数据的关联性弱，则利用条件严格。这样就将工具理性纳入了法治轨道，形成了替代数据法律控制的双重结构，促进了保护和利用目的的实现。
生物医学研究侵权责任的体系构造
满洪杰;生物医学研究侵权责任的司法实践中存在责任主体不明、责任性质不清、责任要件模糊等问题。生物医学研究侵权责任的归责基础是风险而不是过错，应当建立以风险分配为核心的无过错责任体系。基于参与者参与生物医学研究的利他性和无偿性，所有风险均应由研究的申办人和研究机构承担。生物医学研究在社会价值和内部危险因素等两方面均符合高度危险作业的特征，适用《民法典》第1236条高度危险作业责任一般条款。申办人及研究机构对参与者承担无过错责任，并构成连带责任。申办人与研究机构之间可相互追偿，在最终责任形态上申办人承担无过错责任，研究机构承担过错责任。申办人在承担责任后可以基于合同向伦理审查机构和合同研究组织追偿。
警务具身智能法律地位认定与权责配置研究——基于“人机嬗变”演进趋势的法学审视
许韬;具身智能的兴起正驱动警务执法领域发生深刻的“人机嬗变”,即从交互、共生向融合演进。警务具身智能的具身性、涌现性、社会效价等特征具有内在局限性，叠加技术自主性与法律非主体性的张力，引发其主体资格认定、职权法律界定、责任分配适用等法律挑战。为实现技术逻辑与法治逻辑的有机协同，现阶段应坚持人的主体性不可让渡原则，将警务具身智能定位为非主体的协作伙伴。基于“人机协同执法共同体”分析框架，探讨其权力授予与规制、行为性质重构、责任分配困境等核心问题，将责任分配逻辑从“谁犯错”转向“如何共担不可预知的风险”,依循人机嬗变不同阶段构建分层分类的多元权责配置体系，为警务具身智能的法治化应用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制度协调视角下统筹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研究——基于2018—2024年“亲清指数”的分析
陈寿灿;郑海山;统筹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议题。本文基于浙江省2018—2024年“亲清指数”面板数据，构建“功能边界—制度嵌入—动态协调”三维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了政商关系的结构特征、类型分异与演进逻辑。研究发现，浙江省11个地市可划分为协同领先型、清白保守型、亲密风险型与双弱追赶型四类政商关系模式，其形成深受制度环境、治理能力与区域禀赋的耦合作用。本研究揭示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在地方实践场域中并非单一模式的复制，而是一个基于差异化条件的制度化调适过程。据此，研究从法治规范、权力监督、服务赋能与制度协同等维度，提出了针对不同治理类型的差异化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