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于人既是人力资本积累与民生福祉提升的核心路径，也是形成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关键抓手。投资于人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的收入增长效应、社会保障完善的消费扩容效应、投人投物结合的有效投资效应构成的内需扩大机制，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消费升级效应与技术创新效应构成的内需提质机制，推动内需的规模扩大和质量提升，最终形成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当前，投资于人的效能发挥仍面临财政资源投入不足、人才供需结构性错配、收入分配格局仍需优化、居民数字素养水平有待提高等现实约束。为此，须优化财政资源配置、健全人才培养体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促进形成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
“东洋史”是日本近代侵略扩张与学术建制交织的特殊产物。从近代日本知识主体性建构的角度考察“东洋史”的产生，可以看到更复杂的面貌。通过引入兰克史学，“东洋史”瓦解了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中华历史观，叙述了亚洲大陆诸民族相互竞合的历史。通过将近世日本国学思潮的语音中心主义与近代历史语言学结合，“东洋史”否认汉字文化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主张追寻民族语言的原始声音，宣扬日本民族的纯洁性与优越性。通过接受《教育敕语》所宣扬的天皇制儒学，“东洋史”贯彻独尊天皇的“大义名分”论，论证自古以来就存在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式华夷秩序，声称日本同时保有西方近代文明与东亚传统价值。由此，揭露“东洋史”服务于日本近代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本质。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定的保障和助推功能。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和健全过程中，其治理目标由反腐败监督转向与效能监督并行式推进，监督模式由传统的救济式监督扩展为全过程监督，监督机制由侧重对人监督延伸为对人与对事相结合，监督结构也由分散运行走向统筹协同。通过这一系列转变，这种体系化监督呈现由约束性监督转向建设性监督的发展路径，也因此提升了监督治理效能。鉴于当前任务和实践情况，要进一步提升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治理效能，则应创新合力监督的运行机制，将党和国家监督全面深入地融入行业治理，并不断强化基层监督治理。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翻译行业表现出广泛的应用前景，具有颠覆传统翻译模式的潜势。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介入翻译学知识生产过程，为翻译学研究提供了新路径，引发了翻译学知识生产主体、空间、方式、逻辑、模态的变革，因而改变了传统的知识生产秩序，推动了翻译学研究的观念变革和范式转型。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翻译学的知识迭代速率加快，量化研究发展更加深入，跨学科研究越发便捷，人本性特征越显重要。为推动翻译学知识体系建设，研究者需要拥有知识愿力、知识想象力和知识批判力，秉持求真向善原则，拥抱技术以发挥其知识增能作用，突破思维定式以推动知识创新，以反思性构建精神，妥善解决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之间的冲突，守护翻译研究的诗学使命和人文精神。
<正>一、基本情况公共管理学作为浙江工商大学的优势学科,底蕴深厚,发展稳健。学科发展可追溯至1999年设置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2000年招收首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2012年获批“土地与房地产”二级学科硕士点,2016年获批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2020年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科达成战略共建,2024年获批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实现学科建设跨越式发展。本科专业中,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入选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社会工作专业入选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为浙江省新兴特色专业。
气候治理域外管辖以碳足迹管理为核心抓手，主要依托客观属地原则，通过扩张解释领土联系来实现。其正当性证成需区分权力主张和行使层面，前者所依据的真实联系原则在气候领域应具化为稳定性、客观性与实质性三重内涵，并需结合公私权限的合理划分来把握；后者要求遵循国际标准、与受影响国家充分协商、运用比例原则限制管辖强度。我国在应对不当的域外管辖时，需在“练好内功”的基础上，丰富气候治理的法律工具箱，可在国际法框架下妥当探索国内法的域外适用体系建设，加强与国际标准的协调与衔接；根本出路仍是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依托“一带一路”等平台深化国际合作，促进全球气候谈判和治理向更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国家治理视域下构建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格局，能够充分展现“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基于“政党引领—政府有为—社会有效”的三维行动框架，揭示政党引领下的政治逻辑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首要前提，政府有为下的科层逻辑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社会有效下的协同逻辑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牢固根基。通过对中国基层治理实践历程分析发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到1978年，经历了政治逻辑下秩序性的恢复与困境；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2年，表现为科层逻辑下公共性的生成与梗阻；新时代以来，进入协同逻辑下社会性的聚合与发展。由此提出“政党引领—政府有为—社会有效”内在统一的整体性治理理论，有助于实现秩序、发展与治理之间的平衡，助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我国水文化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深厚的思想根基，作为以水为载体的精神文化现象，水文化的灵魂是水精神。水文化融入高校育人有其必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传承中华水文化的客观要求与高校立德树人的使命需要，水文化精神内核的契合性与载体形态的丰富性适于高校育人，以及水文化具备多维度的精神符号与多样化的物质形态，共同构成了水文化融入高校育人的内在逻辑。在实践理路上，水文化融入高校育人应以课程教学为基石，发挥水文化育人主体动能；以实践场域为载体，开辟水文化育人第二课堂；以学术研究为引擎，推动水文化育人走深做强；以数字传播为媒介，营造水文化育人全新生态。
主持或者参与庭前准备活动的法官并不必须与庭审法官相分离，其对程序性事项的处理不会影响其对案件的心证。要避免法官产生庭前预断，在接触方式上应尽量禁止法官单方接触控辩一方的实体性内容；在接触限度上以处理程序性事项为主，不进行实体性裁判为限。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决定其自身的“平民化”,即不应参加专业性强的庭前准备活动，而应当专注于法庭审理。审判权包括审理、裁决与诉讼指挥三项权能，又可分为实体性权能与程序性权能。程序裁决权的行使应当具备法律授权、当事人申请、裁决救济三方面内容。我国庭前准备中法官权力来源于受诉法院的部分授权，其处理程序性事项不存在理论障碍。立法应进一步完善程序诉讼指挥权与程序裁量权的救济机制。
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单元，其模式创新亟须突破传统技术工具论视角，核心在于厘清技术-组织-环境的组态耦合机制。基于TOE三维理论框架，以浙江省40个未来社区为例，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对未来社区治理绩效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未来社区治理的效果受制于技术能力、主体参与、社区能力等核心因素的影响，未来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要素组合路径可以归纳为四种类型，即技术嵌入-多元共治型、制度-技术协同型、场景-共治复合型、制度-政策嵌套型。实践层面，结论为未来社区治理模式选择提供依据：技术嵌入-多元共治型社区需规避“效率陷阱”,优先加强党组织的价值导向作用；而制度-技术协同型、场景-共治复合型、制度-政策嵌套型社区可通过渐进式技术嫁接实现社区治理模式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