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解释单项推定模式基础上，人民法院入库案例采取要素组合的方式，情境化地细化了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裁判规则。总结而言，这些要素主要是集资宣传、集资款去向以及资金归还能力，个案当中的要素组合方式又各不相同。学理上需要立足于对裁判规律的总结，构筑一种分步式认定的模式。是否存在真实的生产经营以及是否将所集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是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基本要素。应当在此基础上判断集资人的还款能力，最后判断其归还意愿。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积极追求的故意，不应包括放任的故意，是一种规范性而非事实性认定。对帮助他人非法集资者的共同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需要重点审查其所处角色、认知能力和认知程度。
提出基于行动者交往模式的家国同构概念化路径，将家国同构理解为个体在公领域和私领域各自场域内与不同类型对象交往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场域间的交往模式“同构性”。这一概念化路径将家国同构和现实生活中的行动者关联起来，以交往行动模式为基础，克服了传统文献基于宗法制度的“家天下”概念化和基于伦理道德的“忠孝一体”概念化中“过度社会化”的弊端。此外，围绕公私领域各自内部的交往模式，现有社会学研究可以提供丰富的测量工具，故而在经验层面有助于明晰家国同构中“构”的测度。最后，以交往模式为导向理解家国同构，可以将家国同构的概念脱嵌于特定的历史制度背景，使其成为一个可以观照当下转型期社会的更为一般性的社会科学概念。
围绕《刑法》第240条与第241条“买卖是否同刑”的争议，既有研究多停留于规范分析，缺乏对刑罚威慑效果的实证检验。基于2014—2020年全国裁判文书数据，本文比较拐卖妇女罪与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量刑结构，并以案件数量为因变量建立泊松回归模型，检验现行刑罚能否将“名义严厉性”转化为“有效严厉性”。结果表明，第241条对收买行为整体威慑效力有限，从重量刑情节与案件数量整体呈正相关，可能产生反向激励效果；相比之下，第240条的部分从重情节与案件数量呈负相关，威慑效果更为稳定。在“最高三年有期徒刑”的法定刑框架下，第241条难以形成足够的惩戒梯度。相较于单纯提高法条严厉性，提高刑罚适用的确定性并适度提升法定刑幅度，更有助于实现有效威慑。
国际体育仲裁院强制管辖制度根植于对体育自治的维护和行业的特殊性，并以社会契约理论、自生自发秩序理论及法律自创生理论作为正当性的法理基础。但随着强制管辖制度的扩张适用、个体权利保障的现实诉求及外部司法环境的变化，国际体育仲裁院已无法回避正当性质疑。回应和调适规则应以价值理性为统摄、以工具理性为支撑，在承认强制管辖制度合理性的前提下，通过区分原则限缩范围、开放程序自主选择权重塑制度理性。从制度内部与外部的双重维度出发，应加强利益倾斜以补充强制管辖制度的正当性。我国体育仲裁制度亦应充分发挥规范指引功能，通过细化现有规则，对标国际规则进行本土化改革，为中方当事人参与国际体育仲裁提供充分制度保障。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将初步核实调整至线索处置章节下，标志着其立法定位的理性回归。据此，初步核实的价值目标、程序构造和行权逻辑理应发生新的转变。然而，具体的程序规则与措施配置并未根据这一立法定位进行同步调整。实践中，初步核实仍存在启动标准模糊、程序期限阙如、措施权限失衡和监督救济虚置等一系列失序困境。破解之道在于，在理念层面，应彻底摒弃“调查准备”的思维定式，从“权力中心”转为“权利本位”;在规则层面，依据比例原则，对启动标准、程序期限以及措施权限等关键节点进行精细化的规则续造，并构建内外结合的监督与救济机制，从而回应与落实初步核实定位回归的立法意图。
<正>一、基本情况公共管理学作为浙江工商大学的优势学科,底蕴深厚,发展稳健。学科发展可追溯至1999年设置的公共事业管理专业,2000年招收首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2012年获批“土地与房地产”二级学科硕士点,2016年获批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2020年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科达成战略共建,2024年获批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实现学科建设跨越式发展。本科专业中,行政管理、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入选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社会工作专业入选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土地资源管理专业为浙江省新兴特色专业。
社会主义天然重视“人民”,这在当代中国可以称为苏联传统。它有两个特征：“人民”内在地具有排他性，或称斗争性；“人民”内在地具有差异性，或称联合性。而在当代中国，“人民”已经脱离了苏联传统，通过“两个结合”,形成了一种当代中国传统。与苏联传统相比，它更注重“具体的人”和新的“文艺形态”。此二者形成了中国艺术学的新知识型，即“人民艺术学”。“人民艺术学”这一概念扎根于深厚的中华传统之中，也与时代技术特征密切相关，是中国艺术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性概念，也是当代新大众文艺实践的学理归纳。
层层加码是超大规模国家政策执行中的一种特有现象，该现象在中国主要体现为目标加码、形式加码、时限压缩与资源压缩。政府组织结构、外部环境和具体政策情境是层层加码形成和出现形态分化的主要原因。层层加码具有双向效应，但纠治和杜绝这一现象是完善国家治理的必然要求。当前对层层加码的治理围绕削弱政府官员的“避责”与“邀功”动机展开，以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为主要内容。进一步治理层层加码，需要推进治理举措有效落地和持续加强治理创新。
近十余年中国电视和网络视听艺术的人民性问题集中汇聚为人民形象的新美质问题。中国现当代历史上“人民”概念和艺术中人民形象的内涵经历三个时段：第一个时段中人民形象凸显工农兵作为历史主体的美质；第二个时段中人民形象呈现工农兵知共担历史主体的美质；第三个时段中人民形象释放出全民具象丰满历史主体的新美质。新时代人民形象作为全民具象丰满历史主体呈现基本审美特质：具象丰满性、平而不凡性、现代君子风和喜悲融正风格。人民形象的美质有着历史具体性，随时代历史语境变迁而变迁。分析新时代电视和网络视听艺术中人民形象的新美质，有助于认识和把握新时代新文艺的新变化。
提升县域创业活力是增进民生福祉和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关键，放松银行市场准入管制作为银行业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对于激发县域市场活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2—2021年1643个县的数据，以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县域设立分支机构为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银行管制放松对县域创业活力的影响。研究发现：股份制商业银行进入显著提升了县域创业活跃度；这一效应在工业县、高市场潜能县和临市县中表现更为明显，并且更有效地激发了生产性服务业创业；融资约束缓解是银行进入发挥县域创业效应的重要机制，缩短银企距离、促进同业竞争和弱化地方政府非市场化干预是实现该机制的有效渠道；进入银行的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其对县域创业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效应越大。结论为深化银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县域金融生态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