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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资本如何增强企业创新韧性——基于资源保障与网络协同的双重视角
唐亮;杨国玉;丁一兵;逆全球化与竞争加剧对创新韧性提出更高要求,耐心资本以长期战略导向、高风险耐受性提高企业稳定、持续创新的能力。采用2009—2023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耐心资本投资对企业创新韧性的影响效果及传导路径。研究发现,耐心资本可以显著增强创新韧性;机制检验表明,耐心资本通过资源保障效应和网络协同效应增强创新韧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企业,高新技术、行业竞争程度高的行业,金融发展水平高、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耐心资本对创新韧性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据此,要培育和壮大耐心资本,强化创新人才培育、集聚创新资源、塑造创新环境的协同整合能力,构建风险共担机制、提升战略管理能力,进而提升创新的抗风险、可持续发展能力。
数字经济政策如何影响企业耐心资本——来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证据
谢地;张继;贺城;培育耐心资本对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与战略意义。本文以2013—2024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将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试验区政策对耐心资本的培育作用。研究发现:第一,试验区政策显著提升了区域内企业的耐心资本水平,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机制分析发现,政策主要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投资者持股风险与塑造企业长期导向三条路径增强耐心资本。第三,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效果主要体现在下游、技术密集型与高企业家精神企业,试验区政策所提升的耐心资本进一步促进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具体表现为ESG评分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提升。本研究为理解区位导向型政策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培育耐心资本提供了微观证据,也对优化数字经济试验区建设与引导长期资本投向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数字司法应对价值判断的方式及其限度
肖毅;价值判断构成数字司法的核心挑战。价值判断是人们在价值上追求理解和认同的活动,需要以人的主体性地位为前提。知识图谱、深度学习、价值数据库的构建和应用,构成价值判断数字化的可行路径。立法者的价值判断、法律专家的价值判断、既往法官的价值判断,被转化为法律大模型的机器判断,为人类法官提供审判参考和偏离预警。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司法裁判,一方面可以提高司法效率,限制法官的恣意裁量,保障裁判尺度的统一;另一方面也存在适用限度,需要在人类法官主导的司法裁判格局之下发挥辅助作用。数字司法的建设与完善,应当以技术稳妥性为前提,坚持科技向善原则,将“自上而下的战略统筹”和“自下而上的试验推广”结合起来,兼顾司法公正和效率、法的安定性与认知开放,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共享数字时代的技术红利和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的公平正义感受。
亲子关系异议之诉的实体基础与程序展开
任重;陶禹行;《民法典》第1073条规定了父母确认或否认、成年子女确认亲子关系的权利。但由于实体条文供给不充分、“唯血缘论”的实践惯性较大,亲子关系异议的诉讼类型尚存争议,进而造成如今规范供给下主体资格、判决效力等层面存在类案差异,难以实现规范目的。实体构成要件的解释应当与规范目的保持一致,以保证法律效果发生的正当性。在亲子关系异议之诉中,实现子女利益本位,并平衡家庭稳定、身份利益等价值衡量本即要求将“正当理由”作为评价性要件展开攻击防御。第1073条之规范逻辑并非对法律推定的反面证明,而是独立的异议之诉的构成要件。因此,亲子关系异议之诉区别于亲子关系成立,属于独立的形成诉权,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对应诉讼制度。
利益冲突理论视域下公司利益保护研究
刘道远;刘雅洁;新《公司法》强化了公司利益的保护。本质上,公司利益是公司作为团体性组织所享有的一种独立的综合性利益,是公司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比较性利益。公司利益不仅是公司法解释论的出发点之一,而且承载着维护法人人格独立、完善公司治理以及作为判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是否违反信义义务的法律依据之功能。在利益冲突理论视角下,公司利益规则也是各种冲突解决的标准。公司实体理论是公司利益保护的法理基础,以此为前提,公司利益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博弈,根据相关主体利益的类型和保护位次确定以何者利益保护为优先。基于公司利益的特点,公司利益的保护应当更多依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然法则,并应完善基于公司利益冲突规则的保护模式。
数据分类分级的罪量评价模式
张勇;数据犯罪不仅包括以数据为侵害对象的犯罪,还包括其他直接或间接危害数据安全法益的犯罪。刑法应改变过去以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为重心的保护模式,将数据安全作为数据犯罪罪质和罪量评价的核心法益和实质根据。现行刑法中数据犯罪罪量评价标准难以准确反映数据安全法益所遭受的危害程度,需要以数据安全立法为主要参照系,对数据犯罪的保护法益及罪量要素进行识别和判断。数据分类分级对于数据犯罪罪量评价具有参照和指导功能。通过数据分类可以实现罪量评价对象的类型化;通过数据分级可以实现罪量评价标准的等级化。在确立罪刑定量观念的基础上,通过完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构建罪量与刑量对应均衡的罪刑等级体系。
辩证法的批判性与建构性——论奥尔曼对马克思辩证法双重向度的解读
高广旭;奥尔曼从内在关系角度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解读不仅还原了辩证法作为关系性思维方式的真实意义,而且阐释了辩证法所蕴含的批判性和建构性的双重向度。从辩证法的批判性的角度看,马克思辩证法的“抽象”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证分析,深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之中,揭示了资本主义自我瓦解和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从辩证法的建构性的角度看,马克思辩证法作为超越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总体性思维方式,在经济异化与政治异化的辩证关系中指认资产阶级政治国家的本质与限度,为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奥尔曼对马克思辩证法双重向度的解读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当代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美国人工智能法律政策下的美式“安全观”与中国因应
程乐;龚煊;当前,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中国大模型正对美国主导的全球人工智能失衡格局发起冲击。国家安全学视角下,美方近年为维护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支配性地位与绝对话语权,持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运用“泛安全化”话语叙事在非传统领域打造所谓美式“安全观”,意图通过芯片封锁、算力垄断、投资限制等举措遏制中方技术崛起。2025年,特朗普政府为扩大美方技术优势所采纳的“放任型”发展政策更导向美国人工智能产业监管的根本缺位,推动无差别领域“泛安全化”向关键领域“逆安全化”的畸化转变,倾覆技术发展与技术安全间的理据平衡。就此,中方应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作出科技、市场与政策等层面的即时回应,遏制美方不当举措对我国产业乃至全人类普遍安全的实质威胁。
论监察强制措施的构建与完善
卫跃宁;刘帅;此次《监察法》修改新设立的几种监察强制措施既是对留置措施的必要补充,又是推动监察实践和理论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监察强制措施在某种技术层面上借鉴了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表述,但同时又保持了独立监察程序所要求的制度自觉。新设监察强制措施的目的在于解决留置措施在实践中遇到的难题,其所坚持的理念原则也不完全等同于刑事强制措施的理念原则。监察强制措施的完善应当首先着眼于规范以限制人身自由为手段的监察强制措施,在此基础上,探索以限制财产等权利为手段的监察强制措施之适用方案,同时明确禁闭等非传统手段的监察强制措施属性,使监察强制措施内容齐备、运行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