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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关系异议之诉的实体基础与程序展开
任重;陶禹行;《民法典》第1073条规定了父母确认或否认、成年子女确认亲子关系的权利。但由于实体条文供给不充分、“唯血缘论”的实践惯性较大,亲子关系异议的诉讼类型尚存争议,进而造成如今规范供给下主体资格、判决效力等层面存在类案差异,难以实现规范目的。实体构成要件的解释应当与规范目的保持一致,以保证法律效果发生的正当性。在亲子关系异议之诉中,实现子女利益本位,并平衡家庭稳定、身份利益等价值衡量本即要求将“正当理由”作为评价性要件展开攻击防御。第1073条之规范逻辑并非对法律推定的反面证明,而是独立的异议之诉的构成要件。因此,亲子关系异议之诉区别于亲子关系成立,属于独立的形成诉权,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对应诉讼制度。
集资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裁判规则——基于人民法院入库案例的实证分析
刘宪权;王志亮;在司法解释单项推定模式基础上,人民法院入库案例采取要素组合的方式,情境化地细化了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裁判规则。总结而言,这些要素主要是集资宣传、集资款去向以及资金归还能力,个案当中的要素组合方式又各不相同。学理上需要立足于对裁判规律的总结,构筑一种分步式认定的模式。是否存在真实的生产经营以及是否将所集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是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基本要素。应当在此基础上判断集资人的还款能力,最后判断其归还意愿。非法占有目的是一种积极追求的故意,不应包括放任的故意,是一种规范性而非事实性认定。对帮助他人非法集资者的共同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需要重点审查其所处角色、认知能力和认知程度。
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新诠释:社会决定因素视角
俞国良;王学振;改善心理健康状况,须从其影响因素入手。基于心理健康社会学的研究取向,重新诠释了心理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及其影响关系网络。社会决定因素包括人们出生、成长、工作、生活和老去的环境条件,以及塑造日常生活状况的更广泛的力量和系统。它既贯穿于个体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累积和交互效应;也分布在生活环境和社会结构中,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塑造心理健康。同时,心理健康能够作用于外部环境,与社会决定因素形成双向影响环路。据此,公共政策应坚持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和心理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科学研究应注重社会决定因素的本土化探索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因果关联;干预实践要从心理服务和个人行动两个方面出发,积极改善社会决定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利益冲突理论视域下公司利益保护研究
刘道远;刘雅洁;新《公司法》强化了公司利益的保护。本质上,公司利益是公司作为团体性组织所享有的一种独立的综合性利益,是公司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比较性利益。公司利益不仅是公司法解释论的出发点之一,而且承载着维护法人人格独立、完善公司治理以及作为判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是否违反信义义务的法律依据之功能。在利益冲突理论视角下,公司利益规则也是各种冲突解决的标准。公司实体理论是公司利益保护的法理基础,以此为前提,公司利益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博弈,根据相关主体利益的类型和保护位次确定以何者利益保护为优先。基于公司利益的特点,公司利益的保护应当更多依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然法则,并应完善基于公司利益冲突规则的保护模式。
数据分类分级的罪量评价模式
张勇;数据犯罪不仅包括以数据为侵害对象的犯罪,还包括其他直接或间接危害数据安全法益的犯罪。刑法应改变过去以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为重心的保护模式,将数据安全作为数据犯罪罪质和罪量评价的核心法益和实质根据。现行刑法中数据犯罪罪量评价标准难以准确反映数据安全法益所遭受的危害程度,需要以数据安全立法为主要参照系,对数据犯罪的保护法益及罪量要素进行识别和判断。数据分类分级对于数据犯罪罪量评价具有参照和指导功能。通过数据分类可以实现罪量评价对象的类型化;通过数据分级可以实现罪量评价标准的等级化。在确立罪刑定量观念的基础上,通过完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构建罪量与刑量对应均衡的罪刑等级体系。
辩证法的批判性与建构性——论奥尔曼对马克思辩证法双重向度的解读
高广旭;奥尔曼从内在关系角度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解读不仅还原了辩证法作为关系性思维方式的真实意义,而且阐释了辩证法所蕴含的批判性和建构性的双重向度。从辩证法的批判性的角度看,马克思辩证法的“抽象”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证分析,深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之中,揭示了资本主义自我瓦解和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从辩证法的建构性的角度看,马克思辩证法作为超越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总体性思维方式,在经济异化与政治异化的辩证关系中指认资产阶级政治国家的本质与限度,为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奥尔曼对马克思辩证法双重向度的解读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当代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低空经济的发展逻辑、社会影响与政策取向
刘庆丰;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低空经济在政策支持、市场需求、技术创新等多重因素推动下,逐渐发展成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新引擎。低空经济的发展具有理论、历史和实践三重内在逻辑。低空经济对社会各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会重塑城市空间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升产业组织能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另一方面可能会带来社会公平与协调发展问题、公共安全与隐私风险问题、居住环境与生态风险问题,就业冲击与职业替代风险等问题。我国低空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但仍在空域管理与法规体系、核心技术与技术标准体系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商业模式、专业人才储备等方面存在挑战。针对低空经济发展的潜在风险和面临的现实挑战,需完善法规与治理体系、前瞻布局风险治理、强化科技创新与技术标准体系建设、统筹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培育应用场景与激发市场内生动力。
人民立场视域下新时代艺术繁荣发展策略研究——以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为例
张俊苹;进入新时代,艺术秉持当代中国文艺政策一脉相承的人民立场,遵循艺术体制改革实践形成的规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机制日益成熟,政府和市场双向协作机制日渐完善。近十年来艺术蓬勃发展,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应运而生,成为新时代艺术领域以人民立场为遵循的经典范例,为新时代艺术繁荣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路径。新时代艺术只要坚持人民立场原则,深化文化事业和产业双轮驱动机制,健全政府和市场双向协作管理机制,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丰富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产品和服务,必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美国人工智能法律政策下的美式“安全观”与中国因应
程乐;龚煊;当前,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中国大模型正对美国主导的全球人工智能失衡格局发起冲击。国家安全学视角下,美方近年为维护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支配性地位与绝对话语权,持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运用“泛安全化”话语叙事在非传统领域打造所谓美式“安全观”,意图通过芯片封锁、算力垄断、投资限制等举措遏制中方技术崛起。2025年,特朗普政府为扩大美方技术优势所采纳的“放任型”发展政策更导向美国人工智能产业监管的根本缺位,推动无差别领域“泛安全化”向关键领域“逆安全化”的畸化转变,倾覆技术发展与技术安全间的理据平衡。就此,中方应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作出科技、市场与政策等层面的即时回应,遏制美方不当举措对我国产业乃至全人类普遍安全的实质威胁。
论监察强制措施的构建与完善
卫跃宁;刘帅;此次《监察法》修改新设立的几种监察强制措施既是对留置措施的必要补充,又是推动监察实践和理论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监察强制措施在某种技术层面上借鉴了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表述,但同时又保持了独立监察程序所要求的制度自觉。新设监察强制措施的目的在于解决留置措施在实践中遇到的难题,其所坚持的理念原则也不完全等同于刑事强制措施的理念原则。监察强制措施的完善应当首先着眼于规范以限制人身自由为手段的监察强制措施,在此基础上,探索以限制财产等权利为手段的监察强制措施之适用方案,同时明确禁闭等非传统手段的监察强制措施属性,使监察强制措施内容齐备、运行合理。